很多翻译过来的书都带着一股洋腔调，并且有的修辞出现明显的问题，很多罗列在一起的翻译词语综合运用，注意保持了原来语言的句式，却忽略了汉语的句式和修辞，结果往往成了诘屈聱牙的东西。那么，翻译的误译也就显露出来。
鲁迅在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，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，译完一看，晦涩，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；倘将仂句拆下来呢，又失了原来的语气。在我，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，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，所余的惟一的希望，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。”而这“硬着头皮看下去”不过是一种谦虚的说法，却恰恰给了批评者梁实秋以口实。梁实秋在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一文中引用陈西滢的论述：“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，可是流弊比较的少，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，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。”还说“我私人的意思总以为译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，译出来而令人看不懂，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么?曲译诚然要不得，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，把精华译成了糟粕，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，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，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，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，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，而你读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。”其实是在批评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，但鲁迅先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说“我的译作，本不在博读者的‘爽快’，却往往给以不舒服，甚而至于使人气闷，憎恶，愤恨。读了会‘落个爽快’的东西，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：徐志摩先生的诗，沈从文，凌叔华先生的小说，陈西滢（即陈源）先生的闲话，梁实秋先生的批评，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，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。”说了一大堆，对他们的文章并没有什么好感。
翻译当然不能硬译，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翻译，还要结合外文的语法句法文法来翻译。鲁迅论述道“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，较易于翻译外国文，语系相近的，也较易于翻译，而且也是一种工作。荷兰翻德国，俄国翻波兰，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？日本语和欧美很‘不同’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，比起古文来，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，开初自然是须‘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’，很给了一些人不‘愉快’的，但经找寻和习惯，现在已经同化，成为己有了。中国的文法，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，然而也曾有些变迁，例如《史》《汉》不同于《书经》，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《史》《汉》；有添造，例如唐译佛经，元译上谕，当时很有些“文法句法词法”是生造的，一经习用，便不必伸出手指，就懂得了。现在又来了‘外国文’，许多句子，即也须新造，——说得坏点，就是硬造。据我的经验，这样译来，较之化为几句，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，但因为有待于新造，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。”中国的语言有别于外文，尤其是翻译一些古典哲学和文学著作，一般都会出现很多的误译现象。硬译不可靠，让人读者爽快的翻译更不可靠。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，提倡信、达、雅，有很多硬译的成分，也有很多率性而为的东西，都成了误译，但在当时的环境氛围中，并不影响传播。林纾翻译的小说大多都是听别人口译过来的，只是了解故事梗概，就匆匆整理成文言文，发表出去，尤其翻译的《茶花女遗事》一炮走红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名声大噪。其实，他只顾及了达与雅，却在信的方面没有深究。此后，虽然林纾与海外才子们合作，翻译了180余部小说，但总体上是一个水平，并不能成为经典的译本，只能成为他二度创作的译本，甚至有他随意想象的成分在里面，也就不能绝对忠实于原著了。
误译造成了误读，很多人一味盲目信任翻译人的水平，结果在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不合情理之处，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只能借助注释来读，却中了误译的毒。而且时代不同，读不同时代的翻译著作竟然发现很多笑料。以前人们翻译的东西和现在人们翻译的东西竟然大相径庭。试读林纾的《茶花女遗事》和现在人们翻译的《茶花女》，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。再看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的翻译，仅仅玄奘一个人的翻译就流传了上千年，而在这上千年的时间里，各种读法层出不穷，因为当时翻译的译文是没有标点的，只能由后人来加标点，标点不同，句意也就不同，但原著究竟如何，还得靠懂梵文的学者去深究，看看当年玄奘翻译的时候有没有“硬译”或“图了爽快”，有没有“夹带私货”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现在的老百姓不仅绝不可能去读玄奘和鸠摩罗什，甚至读孔孟、老庄也得慎思而行，毕竟，古今汉语间也存在着转渡的问题。于是，严复、贺麟、朱光潜等人的翻译就成了罪不抵功的翻译，与其误译，不如不译，以免造成谬种流传的问题。或许，这是一种认真而决绝的态度。
看看外国人是如何翻译的，海德格尔翻译过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布伯翻译过庄子的《南华经》，叔本华翻译过印度的《奥义书》，伯格森翻译过《卢克莱修文集》，同代的利科翻译过胡塞尔的《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》第一卷和《第一哲学》，莱维纳翻译过胡塞尔的《笛卡尔的沉思》，至于雅斯贝斯、韦伯、费罗姆，还有汤因比等人的东方思想研究，更应被看作是不着边际的翻译，因为他们对古汉语、梵文、日文等东方文字不明奇妙，全需要借助译文和译介来做翻译。那么，本来的意思已经在这种翻译中丢失太多了。或者说的直白点，丢失了语境或者更换了语境的语言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语言了，也会丧失原汁原味语言的指向意义。
禅宗讲“不立文字”、“直指人心”，或许已经超越了文字的限制，达到精神契合的境界。而对于翻译来说，人们只能在翻译的著作中寻找到原作的一鳞半爪，指望没有误译，全部掌握原著的思想似乎已经不可能了。但并不能否定翻译的意义，只是希望译者能够专业一些，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原著的精神和语境，力求准确无误，而不能只是匆匆翻译，赚钱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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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发布时间】2022-09-05 【信息来源】管理员 【浏览点击】723次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