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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的热烈与翻译的清冷


“最难的生活是无关痛痒的生活”,克尔凯郭尔在《人生道路诸阶段》里有这么一句,初读未解其意,再读似有所悟。对我而言,若想在流逝的日子里抓住些什么,让自身有所傍依,有所专情,便是写和译这两桩事。借由文字,筑起敏锐的自卫,在生活的平庸河流中保存一个小小的精神岛屿。不过,这也是近年来才有的认识,世上总有人早早明白了自身的使命,规划井然,成果斐然;也总有人后知后觉,糊涂度日,进入人生下半场才有所悟。看似“顿悟”,实质是过去种种经验的叠加汇聚,在某个时刻从心灵深谷陡然升起一声召唤。瞬间,仿佛所有的日子都是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而做的准备。


虽然,数数过去译的,也不算太少,拉拉杂杂近一百万字,但所译的大都是些“无关痛痒”的东西。有时是没得挑选,有时是情面难却。总之在没有遇到心仪对象前,翻译无非是一桩“差事”,而非一项“志业”,更谈不上为之魂牵梦绕、衣带渐宽了。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,我把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,为“文学纪念碑”系列翻译德国学者莱纳·施塔赫的著作《卡夫卡传——关键岁月》(上图)视为个人译路的转折点。这一回,围绕着卡夫卡,编辑与译者之间达成了高度共识。这是理想译事的起点:欣欣然、跃跃然,又郑重其事,如履薄冰。

比起阅读卡夫卡,翻译《卡夫卡传》更能让我进入到心爱作家的生命内部,聆听那颗“布拉格德语灵魂”的孤独与狂喜,柔弱与坚韧;试着理解这位世界文学的著名单身汉的忧惧和矛盾,甚至可以大着胆子,剖析他与他笔下人物那些迷障重重的言行背后的心理机制。但是,这一切的最终目的,是在他者的生命中发现自我生命状态的实然与应然。我想,翻译文学传记的理想境界,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体认与呼唤。偶尔,夜深人静,译到深处,会在心里叹一声“嗨,你这个弗朗茨呀!”仿佛感叹的是一位邻家兄弟、同学友人。在这种时候,叫他“卡夫卡”终究听起来生硬了,隔膜了。“卡夫卡”代表着疏离警惕、独孤执拗的一面。而“弗朗茨”却是个头脑发热、内心敏感的小伙,总是写着长信、诉着苦衷;或者兴致勃勃地四处闲逛,划船游泳、唱歌爬树,乏了也不肯回家,宁愿一头躺倒在朋友家的长沙发上,惬意自在地聊天。我很愿意和这个弗朗茨做朋友。

卡夫卡的写作节奏映照着我的翻译节奏。施塔赫总结了卡夫卡写作的特征:创作的涨潮期总是突然来临,卡夫卡可以一天数小时高强度、高产能地写作;接着便是连续数周的退潮期,想象力渐渐消退,就算拼命挣扎也难以为继,最后只能偃旗息鼓,陷入持续数月的停滞期,卡夫卡称之为“可耻的低谷”。卡夫卡的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力仿佛受着某种秘密法则的指挥,时而欣然开放,时而黯然关闭。每次他都投入太猛、太深,似乎要把短暂开放的灵感蓄水池一次抽尽。我由此对照自己的工作方式,发现了惊人的相似。在翻译的“涨潮期”,日工作量可达三千字。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的心思情感与文本紧密咬合,就连吃饭睡觉,词语也四处游弋,在菜汤里、枕头边、梦境里;到了退潮期,每日只能译几百字,思路缓慢,行文涩滞,心情忽明忽暗;甚至有过长长的停滞期,一瞥见书封上卡夫卡望着我的忧郁模样,就想拔腿逃离……

即使在严格自律的状态下,也很难保证匀速前进。翻译即理解,或者“解译”,这个过程是似是而非、矛盾重重的。当我把自己所理解的卡夫卡换作母语呈现,随着手底下一串串语言符码产出,属于汉语的独特属性,混杂以我个人语言体系偏爱的气味和色彩,产出的卡夫卡形象和原著必然呈现出不同的“性状”。如何把卡夫卡复杂幽深的生命密码恰如其分地传递给中文读者?如何让原著中的声音激起尽可能精确的回响?为此,我会提醒自己与文本保持适度疏离,甚至隐身。斯坦纳在《巴别塔之后:语言与翻译面面观》中提到 “化身的懵懂”,(transubstantial ignorance),这里头“蕴藏着翻译事业的悲哀,但也隐含着修复倾塔的方法”。故而,我提醒自己,译得顺畅得意之际,就越要小心“过犹不及”。反过来,在磕磕碰碰处,反而倒更“安全”些,因为速度放慢了,心里敬畏,则笔下更为小心。

译者就是在一片雾霭中摸索的人。就翻译卡夫卡传记的体验来说,是既要摸索卡夫卡欲拒还迎的古怪心意,深情又绝情的矛盾态度,又要摸索施塔赫时而博学饶舌的雄心,时而善感细致的多情,这使我如同行于雾中雾,照着镜中镜。正如博尔赫斯在诗歌《罗盘》中关于翻译的洞见:“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生命/ 难解之谜、机遇、密码的痛苦/ 还有通天塔的分歧不合。” 可见翻译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。不过,等熬到了修改校对的阶段,就能时不时品味势如破竹之畅快;再等到一章章打印出来,就可以高高兴兴捧着温热的纸张坐到餐桌边,进行二校工作了:就着一杯茶、一碟零食,用红笔去掉虚词冗赘,修正标点符号——恰如绣工完成一件经年累月的绣品,清理最后的细碎线头,自有一种疲惫的满足。

写作的专注也是要以牺牲俗世乐趣为代价。29岁时的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:

“我在自己身上很容易察觉到一种对写作的专注。当我这个‘有机体’显示出本性中最可能出成果的方向是写作,一切便朝它奔涌而去,导致其他方面的能力,比如性的乐趣,吃吃喝喝,哲学思考,尤其是欣赏音乐的能力都停滞不前了。所有这些领域的能力都在衰退。这也是必要的,毕竟我的力量的总和实在太少,只能半道汇聚起来,统统交付给写作。”

与其说这段话反映了卡夫卡的自知之明,不如说反映了他对写作使命的高度自觉。为了写作,卡夫卡自愿压缩、甚至放弃生而为人的需求和爱好,试问世上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“绝情”?若论起卡夫卡写作的狂热,则我翻译的热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。卡夫卡会进入一种全然忘我的,同时又高度自控的创作状态——写作的乌托邦之境。短篇小说《判决》是极少数令卡夫卡满意的作品。在此之前,他长期处于自怨自艾、自我否定的情绪里,说自己写得“又少有差劲”。


卡夫卡《判决》手稿第一页

在经历了《判决》诞生之夜后,卡夫卡突然明白了,什么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写作状态和品质:

“我在22日(1912年9月22日——笔者注)夜里开始写《判决》这个故事,一口气写到23日早上6点。我从书桌下艰难地挪出因久坐而变得僵硬的双腿。心力交瘁的感觉,还有看着故事在眼前渐渐展开的快乐,像在水中不断向前泅行。在这个夜里,我多次用我的脊背扛起全身之重。什么都义无反顾了,我为所有的一切,为那些最陌生奇怪的念头准备了一把大火,目睹它们在火里灭亡和复活。”

即成作品的魔力让卡夫卡身心“敞开”,他这一回迫不及待地、充满自信地为一小群朋友朗读了《判决》。“读到最后,我的双手不听使唤,竟捧住脸,眼里都是泪水。这个故事的成功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。”译到这一句,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的心境,凡间的痛苦都比不上写作失败带给他的痛苦,凡间的快乐都抵不过一部作品成功带来的快乐。卡夫卡这样的人不需要外界的认可,自己的认可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文学标准。卡夫卡才活了41岁,也许是自我燃烧得猛烈了。他那极度的神经质完美主义也是我只愿远观,不敢也无法效仿的。在过去的生活里,我不知不觉践行着中庸之道,走着平凡之路,警惕着周围过于激越或极端的一切。但是,通过翻译,我触摸到了一颗特殊心灵的质地,感受到了他创作强力的辐射波。在和卡夫卡接近的时刻里,在作家、传主和译者三人构成的压力场里,我仿佛感觉自己的生命的锐度和力度也增加了。唯有如此,才能经受住语言的“力之舞”。

一场译事如同一次对生命的漫长侵占,人渐渐习惯了独处的清冷和独语的自在。那天,交付译稿后,我突然萌生了去住处附近中山公园走走的念头,平日里怵它集市般喧闹,每每避而不入。这一日,进得公园,发现寻常的花朵树木皆有了新意,耳边的吹拉弹唱也可爱动听,阳光下移动的一张张脸那么坦然、愉快。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对普通人的羡慕,因为他们“从来都是在生活的中央,而不是边缘”。我也想起卡夫卡最为关注的一点,也是他小说中的核心要素:人的姿态、动作和表情。眼前公园的情景透着世情百态的活泼与生机。我甚至想,假如卡夫卡出现在此地,会有什么反应?在他难以接近的孤独躯壳下,其实藏着一颗火热的、渴望接触人群和渴望亲密感的心。也许,他会欣然坐到草地上,久久地观察四周;甚至他会克服害羞,加入草地一角围绕着民歌吉他手的合唱,就像当年他在“新生”疗养院度假时加入合唱队那样勇敢。夜里,他将打开日记本,兴奋地写下这一天的经历,并再一次确认他在1916年5月诞生的想法:“从根本上而言,我是一个中国人。”(出自卡夫卡写给菲莉丝·鲍尔的明信片)

而我作为卡夫卡传记的译者,完成了该扮演的“媒介”角色,就到了退出卡夫卡生命舞台的时刻。我将在巴别塔的周围继续逡巡,直到遇见下一位让我甘心交付时间的作家。


作者:黄雪媛

编辑:谢 娟

责任编辑:舒 明

来源:文汇笔会






【发布时间】2021-06-28 【信息来源】管理员 【浏览点击】42次